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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到底是以色列干的还是伊朗政府干我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现在伊朗的很多网站的确是上不去了。我在6月18日下午还能上去查资料、看报道的一些伊朗新闻网站，到6月19日早上基本全都挂了。

　　类似情况在伊朗并不鲜见，从2019年到2021年再到2022年，伊朗政府曾先后多次在国内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期间采取断网措施。西方国家还和伊朗国内的自由派批评此举是“压制异议的政治手段”，不过这帮人的骂骂咧咧反倒让我觉得伊朗政府这事算是干对了。

　　结合之前的例子来看，今后不排除伊朗可能会完全切断国际互联网访问。这将迫使一部分伊朗人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上网，比如使用马斯克的“星链”。但在伊朗用“星链”的成本颇高，而且还有法律风险，除了那些从摩萨德手里赚新谢克尔的伊朗润人之外，恐怕也没多少伊朗普通人能负担得起。

　　普通人负担不起，那伊朗的权贵呢？比如军政要人？这一点伊朗政府也预判到了，所以伊朗网络安全司令部早在当地时间6月17日就发布了禁令，禁止伊朗政府官员及军队人员使用任何可以连接公共通信或电信网络的电子设备。

　　换句话来说，这些伊朗军政要人的情况比伊朗普通人的还惨，普通人最多只是不能上网，而他们则是连手机都没得用了。

　　非常之时，非常之策，伊朗政府的措施虽然严厉，但并非不能理解。去年9月17日，以色列情报机构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人士策划一次规模极大的：被事先预埋在数千台中国台湾产“金阿波罗”寻呼机里的炸药被摩萨德同时引爆，造成至少12人死亡、2750人受伤。

　　9月18日，也就是第一波发生仅短短24小时后，黎巴嫩各地又发生了第二波大规模爆炸。使用的日本产“艾可慕”对讲机、智能手机、光伏面板、收音机、汽车电池、指纹识别器和无线电系统等设备悉数发生爆炸，至少造成30人死亡，750人受伤。

　　这两次令黎巴嫩全国一度陷入混乱，领导层损失惨重，整个组织体系也遭受重创。除之外，一些因为“抵抗之弧”的合作关系而人在黎巴嫩的伊朗人员，比如伊朗外交官和革命卫队军官也受到了波及。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后来还亲赴医院探望了伤者。

　　这两次一下就让对以高度警惕的伊朗政府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革命卫队在此后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对所有官兵的电子设备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排查。尽管革命卫队官兵目前使用的电子设备主要是从中俄两国进口的，但是被摩萨德给搞怕了的伊朗人仍然放心不下，中俄进口的设备也照查不误。而且，不光革命卫队官兵的电子设备要查，这些人在伊朗和国外的银行账户，以及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旅行史也要查。

　　“我们此前从未采取过像现在这样严密到堪称极端的安保措施。这表明自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发生以来，伊朗国内的安保措施已大大加强。”

　　你们问我这些事我是怎么知道的？答案是从路透社上看的。那路透社又是从哪儿知道的呢？答案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安全官员告诉他们的。

　　一个伊朗的安全官员和一家西方的新闻机构说，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这事在我看来多少沾点黑色幽默。虽说路透社自编新闻配合美西方国家搞舆论战、认知战的先例也不在少数，但是具体到伊朗这个国家，你说他们的安全官员能干得出来这种抽象事来，我是不奇怪的。

　　这事就已经够抽象的了，但它还不是最抽象的。2024年10月30日，也就是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发生仅一个半月之后，伊朗电信部长萨塔尔·哈希米 (Satar Hashemi)就在X上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伊朗政府将很快解除对苹果公司旗下智能手机的禁令，伊朗人很快就能买到新款的iPhone14、15乃至是16型手机了。哈希米对此颇为得意，还说这是此次解禁iPhone得到了佩泽希齐扬的支持。

　　伊朗这次iPhone禁令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从2023年2月正式生效算起，到2024年10月30日禁令终止，前前后后仅坚持了18个月。

　　伊朗政府之所以如此虎头蛇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所迫”。2023年的禁令并非只是针对iPhone，而是所有的外国手机都受到了影响。伊朗政府要求所有手机进口商都必须获得外国制造商的正式声明书，否则相关机型便不得在伊朗出售使用。

　　虽然禁令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具体政策落到不同的伊朗人的头上，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却截然不同。iPhone因为是美国货所以被首先排除在外；三星虽然仍然有售，却因为价格高昂而令大多数伊朗人望而却步。伊朗消费者不得已，只能在中伊两国的手机牌子之间作出选择。二者相比，中国品牌显然更具优势。华为、小米、Realme、Oppo、Vivo、一加和中兴等中国手机乘着这波禁令吹来的东风，在伊朗手机市场上攻城略地。

　　对于早就用惯了国产手机的中国消费者来说，没有iPhone和三星可用显然算不上个事。但伊朗人并不这么看，尤其是那些对美西方货爱得发狂的伊朗自由派。在2023年的禁令生效之后，因为iPhone13或更老款的苹果手机并未遭到禁售禁用，所以伊朗的自由派——主要是年轻人转而追捧起了老款的或二手iPhone。俨然一副“没有iPhone用我就要死了”的架势。

　　伊朗年轻人对iPhone的追捧狂热到了什么程度呢？2022年1月，一张照片在美国社媒平台Ins上被披露出来之后，旋即在伊朗舆论场上引发轩然。伊朗舆论对这张照片的关注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被拍摄者疑似是泽纳布·苏莱曼尼（Zeinab Soleimani），这小丫头片子是已故的革命卫队一把手卡西姆·苏莱曼尼的遗孤女儿；二就是她手上握着的iPhone 13。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董小姐、黄小姐和那小姐，类似的破事我们最近也经历了不少。义愤填膺是人之常情，所以伊朗人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理解不代表同情，更不代表支持。伊朗的情况和我们的还不一样，他们的情况更复杂。在2023年的禁令颁布之前，伊朗的进口手机市场规模约为44亿美元，其中进iPhone就占去了三分之一。

　　伊朗政府之所以要把新款iPhone给禁了，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节约宝贵的外汇。早在2020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俄语推特（也就是现在的X）账号就曾发布过一条敦促伊朗政府禁止进口“美国豪华电子产品”的帖子。这条帖子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为了促就业、保福利、降通胀，我们必须优先保障国内生产，这也是提高伊朗本国货币购买力的关键。进口各种不必要的奢侈品阻挠了我们的国内生产。仅仅去年，为了进口某个美国奢侈手机品牌，伊朗就耗费了5亿美元。我们的政府必须阻止这种做法。”

　　很显然，哈梅内伊提到的“某个美国奢侈手机品牌”指的就是iPhone。这倒是没什么，可问题是——哈梅内伊的俄语推特使用iPhone发的这条帖子，你用iPhone来发布一条呼吁禁止iPhone的帖子，我只能说伊朗政府的草台程度的确是有点超出认知了。

　　不光是在禁令颁布之前，禁令颁布之后类似的抽象新闻也不少。不止一个伊朗政府高官被拍到在私下里或公开场合使用iPhone，最离谱的是有些伊朗官员/议员甚至高举iPhone和佩泽希齐扬玩合影。政府里头的食肉者尚且如此，你就别怪伊朗的普罗大众对iPhone思之如狂了。

　　如此扭曲的市场行情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嗅到了可乘之机。在禁令生效之后，一家名叫“科鲁什”（Koroush）的科技公司开始在伊朗手机市场声名鹊起，他们通过雇佣名人打在线广告的方式进行了铺天盖地的病毒式营销，宣称消费者仅需340美元（约合人民币2440元）就能从他们家买到打折的iPhone。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量伊朗消费者纷纷抢着给“科鲁什”塞钱，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科鲁什”在完成非法集资之后就拍拍跑路了，只留下了数千个在夏夜的寒风中凌乱的伊朗人——其中许多是德黑兰人。

　　呵呵，并不是。自川普第一任期起，苹果就对伊朗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和歧视政策。2017年8月，苹果移除了所有伊朗开发者开发的App。从2018年3月15日起，苹果全面封锁伊朗IP访问苹果App商城，用户仅能通过VPN切换地区下载应用。此外，苹果从未在伊朗设立过任何官方零售店或分销渠道，所有iPhone均是通过第三方市场或黑市走私进入伊朗的。

　　这也就是说，上至权贵，下至平民，伊朗人全民追捧的iPhone，其实都是水货。因为有美国政府的制裁政策在前，所以无论伊朗当局是否禁售禁用iPhone，伊朗人买到的iPhone都是功能残缺不全的“版”，而且还是价格要比市价贵出许多倍的“版”。

　　此外，尽管存在双重限制，但iPhone在伊朗市场上的占有率却始终没有低过10%。即便2023年的禁令生效满一年之后，2024年iPhone在伊朗的市占率仍然有11%。在很多伊朗人眼中，即便是老款的、性能遭到的iPhone，握在手里也比华为、小米还有OV更有派头。这玩意说白了就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伊朗人用来标榜自己的身份象征。

　　“民意”如此，伊朗政府最终在2024年10月选择解除iPhone禁令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除禁令之后伊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几个月，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就发动了代号“崛起之狮”的军事行动，对伊朗不宣而战。

　　因为前期情报工作做得极为到位，所以以色列此役头两天进展得异常顺利，不仅成功摧毁了伊朗大量宝贵的基础设施和武器装备，还“斩首”了一大批伊朗军、政、科要人。为了阻止受损面进一步扩大，伊朗政府不得已采取了非常之策，断了全国的网，禁了军政官员的手机。

　　现在伊朗人就是手里有iPhone也没用了，因为根本上不了网，花了大几千甚至上万元从黑市里买来的iPhone，此刻与一块砖头无异。许多伊朗人，包括伊朗的自由派，此刻终于如梦方醒。然而木已成舟，为时晚矣。得亏伊朗政府这波反应得还算及时，要不然你都不好说会有几个伊朗的自由派得在摩萨德的新一轮中血溅当场。

　　我有时会想，如果伊朗人能早一点醒悟过来，早一点把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手机而非iPhone当作首选，今天的伊朗局势会不会就不至于这么紧张呢？因为这种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对手机的偏好，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外交乃至内政上的转向。如果伊朗人能早一点放下自己的身段和执念，全面拥抱来自东方的机遇和智慧，伊朗会不会就不像现在这样身陷囹圄、举目无依了呢？

　　但是很遗憾，现实不能如果。现实是伊朗人始终在浑噩中犹豫反复，直到最后大厦崩塌，而他们也被压倒在了断壁残垣之下。

　　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便无法有效打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便不能切实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

　　一个虽然整天把“反美”挂在嘴边，可实际上从上到下却对iPhone狂热追捧的国家，它到底想和谁当朋友，又把谁当敌人，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一千个伊朗人会有一千种答案。而在这一千个伊朗人里，赞美卡西姆·苏莱曼尼的伊朗人可能很多，可愿意追随卡西姆·苏莱曼尼的伊朗人却很少；指责泽纳布·苏莱曼尼的伊朗人或许不少，但希望成为泽纳布·苏莱曼尼的伊朗人却更多。